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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不能简单看待印度的不平等问题

艾亚尔:印度在本世纪前十年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但有1.38亿人在2004年到2012年间脱贫,这是该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辩称,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孵化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自然倾向。现在皮凯蒂与卢卡斯•钱斯尔(Lucas Chancel)一起撰写了一篇新的论文,题目是《1922-2014年印度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从英国统治到富豪统治?》(Indian Income Inequality, 1922-2014: From British Raj to Billionaire Raj?)。

根据复杂的个人所得税、国民账户和家庭调查数据,皮凯蒂和钱斯尔得出结论称,2014年印度前1%高收入人群获得了22%的国民收入,是1922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最大的份额。这个人群的收入份额在1951年到1980年间大幅下降,随后在1980年到2014年间再次上升,尤其是在1991年经济自由化启动之后。

他们的论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统计问题,另一个是他们未能区分不同种类的不平等。除了此类问题以外,该文还暗示称,从分配的角度说,印度的社会主义计划时代是公平的,随后的“亲商业的市场去监管化政策”时代是不公平的。这充其量说对了一半。

两位作者承认,他们混合了调查、税收和国民账户的数据“充斥着方法和概念上的困难”。因此他们试图用一系列替代假设来佐证。然而,“垃圾进、垃圾出”(rubbish in, rubbish out)的问题适用于所有此类模型。

1922年,逾40%的印度地区被500多位王公而非英国人统治着。这些王公和他们的贵族非常富有,但不用缴纳英国税收。那个时代的不平等程度当然远比现在严重。

皮凯蒂和钱斯尔使用税收数据来评估收入是有问题的。税收当局将资本收益视为收入。但资本收益不构成增值,因此不算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内。因此,他们计算的收入与GDP比率不应包括资本收益。

两位作者表示,在高税收和国有化时代以及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不平等程度大幅减轻。普通印度人受益了吗?唉,他们并没有受益。在1947年独立以后的30年里,贫困率依然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因此穷人绝对数量在这个期间几乎增长了一倍。

相比之下,尽管在本世纪蓬勃发展的头十年不平等程度当然有所上升,但1.38亿人在2004年到2012年间脱贫,这是印度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不平等的自由化做到了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都做不到的事情。

人们不应感到意外。快速增长提供了机遇,这可能比社会主义平等更重要。《2010年至2011年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 2010-11)提供了印度各邦的消费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平等状况的指标,0是完全平等,1是完全不平等。在每个邦,城市的基尼系数都远高于乡村的基尼系数。然而,所有的移民都是从相对平等的村庄来到不平等的城市的。人们用脚投票,支持机遇而非平等。比哈尔邦和阿萨姆邦的乡村基尼系数为0.17,是最低的,但这两个邦是令人失望和经济停滞的泥沼,并非是人人平等的天堂。比哈尔邦有数百万人去了更富裕但也更为不平等的邦工作。

第二高的乡村基尼系数(0.29)出自喀拉拉邦。这是印度社会发展程度最为先进的邦,拥有最低的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它还有最高的薪资水平和最佳的学生与教师比率。喀拉拉邦因全球化受益匪浅——该邦前往海湾地区打工的人数在印度各邦中是最多的,它从这些工人的汇款中受益。这导致了不平等,但其生活水平远高于更为平等的比哈尔邦和阿萨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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