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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监管的过度与不足——再谈幼儿园安全

刘远举:在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之下,红黄蓝既避免了虐童事件带来的短期风险,又仍能享有长期的监管“红利”。

红黄蓝虐童事件后,美股红黄蓝教育暴跌近48%,似乎美国资本市场,也在替中国孩子打抱不平。不过,随着虐童事件被定性为单一事件,相关新闻被人为弱化,红黄蓝股价迅速回升。很多中国人开始谴责资本的不道德,转而把希望寄托于红黄蓝公司的股东对红黄蓝发起的集体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中产的软弱、犬儒,表现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即便股东胜诉、获赔,那也与正义无关,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地虐童事件始终缺乏顶层制度层面的响应,中国幼儿安全,仍然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目前,短短20天,红黄蓝事件就已经几乎从中国舆论场消失了。中国人的记忆不应该只有20天,相关问题还需要深入讨论。

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

准入门槛的存在,会诱发寻租,而寻租之后,监管自然会不足。所以,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看似矛盾,其实却是一个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所谓资本市场的不道德,其本质是同时存在的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支撑了红黄蓝的市值。

幼儿教育的准入门槛高,相关资质十分难取得。目前的准入,是资本密集型与人脉密集型的,比如对户外活动场地的要求,在一线城市,就极大地提高了资金要求。而且,即便有了资金,也仍然需要深厚的关系,携程亲子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携程这样的大企业,要钱有钱,要地有地,尚不能独立开办,以没有资质的理由被叫停,只能与妇联下属单位合办。

这种过高的、何不食肉糜式的准入门槛形成了卖方市场,导致了行业竞争不足,不但造成一园难求,也进而导致服务质量下降。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农村,在二三线城市,幼儿园竞相安装实时视频摄像,取悦家长,而在大城市则相反。所以,过度的监管形成的准入门槛,导致了红黄兰的长期竞争优势,使其被资本市场看好。

监管过度的另一面是监管不足。毋庸讳言,中国的幼儿看护、幼教行业中,一些“管教”技巧长期流传。这只要参与这个行业,红黄蓝必要遭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性、普遍性、系统性的问题。当监管不足,未能落实师资资质、配比要求时,红黄蓝就可以为了节约成本,聘请资质不足的老师,疏忽管理环节。这一方面导致它更大概率的遭遇事故,但与此同时,长期盈利提高,自然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

监管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在红黄蓝事件中,责任最后被归咎于一个老师。且不说,一个老师长期独立实施这种“管教”不被其他老师发现的可能微乎其微。即便是员工单独行为,红黄蓝作为企业,管理不力,却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一种明显的监管不足。对于监管不足,红黄蓝判断得很准,预测事情会被定性为员工一人作恶的独立事件。这个事件定性,解除了红黄蓝在资本市场的短期风险。

所以,在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之下,红黄蓝既避免了虐童事件带来的短期风险,又仍能享有长期的监管“红利”,提高利润率,那么,所谓的资本市场不讲道德,实质上就是对这种监管状态的客观反应。遗憾的是,舆论把问题指向了资本做恶、企业作恶,虽然也不算错,但却放过了更深层次、更根本的,管制“过多”与“不足”。这并不利于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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