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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梁漱溟与孙冶方:中国宪法史上值得书写的两位人物

龚刃韧:梁漱溟和孙冶方之所以敢在中国几次修宪过程中公开表达个人意见和说真话,与他们正直的品格有着直接关系。

梁漱溟和孙冶方都不是法学家,很少有人会把两人的名字与宪法联系起来。说起梁漱溟,人们想到的是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上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发起者,以及美国汉学家艾恺所称的“最后的儒家”。而说起孙冶方,人们会想到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但鲜为人知的是,梁漱溟和孙冶方都在当代中国宪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了修改宪法准备工作,成立了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7月17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林彪为副主任的57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通过宪法草案。其中由18个自然段组成的宪法序言中有八处提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一处提到林彪副主席。宪法本文还有一个醒目之处,即第2条明确规定:“毛泽东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

当时全国政协军代表把这个“宪法草案”交给政协直属组学习、讨论并征求意见。然而,出席学习会的政协委员们个个唯唯诺诺,相继表态拥护并赞扬“宪法草案”,根本不敢提一个字的修改意见,唯独最后发言的梁漱溟说了一番震惊四座的话:

“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凡我看过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很少有写上个人的名字的,更没有写上接班人名字的。”

在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盛行的“文革”时代,梁漱溟讲这番话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当场就有其他政协委员指责梁的发言是“恶毒攻击”言论。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67年发布的《公安六条》第2条,对党的领导人“恶毒攻击”言论属于“现行反革命”罪,是要被判刑甚至杀头的。幸亏有主持小组会的召集人于树德以及后来周恩来的保护,才使梁漱溟免去了牢狱之灾。

由于1971年“9•13事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大没有开成,1970年“宪法草案”自然也流产了。直至1975年初,才召开四届全国人大通过《宪法》,这已经是五年以后的事情了。

“文革”结束后制定的1978年《宪法》在许多方面延续了1975年“文革宪法”精神。这是因为当时“文革”还没有被党中央正式否定,还有“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1978年2月间,时隔十多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但出席会议的人偏偏对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定新宪法讨论得不多。2月15 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会议的小组会上又做了与众不同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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