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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提议大学生研读的中国文革书目(下)

丁学良:我深感,如果你不想学生在文革课堂里闹场,就不要强使学生接受唯一的某种论点,即便你自己坚信这个论点。

核心参与者对香港1967年的文革式风暴的回顾和分析,应该与下一本书结合起来读,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田园书屋,2000年)。

E,最后列出的,是对文革的反省和把文革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现代政治社会运动洪流里作比较的书目。

(E - 1)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85).

全书以文革刚结束时的民间反思为主干,讨论20世纪中国人设法培育本土的民主制以解决老大难政治弊病。

(E - 2)Claude Widor, ed., Documents on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1978–1980. Unofficial Magazines and Wall Posters.

《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1984年)。收集了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民办刊物对文革的批判。

(E - 3)苏绍智:《十年风雨》(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的十年,是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几乎所有的大争论,都涉及对文革的反思。

(E - 4)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纽约/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第2版)。

读以上两书,应该结合这篇综述,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4期。1980年10月中旬开始的讨论持续一个多月,很多是聚焦于文革的根源。

(E - 5)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对它的异端思想》(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

这是文革时期思想不合“主流”的各类异见人士对文革的撞击,意识形态光谱跨度极大。

(E - 6)刘国凯主编:《封杀不了的历史》(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第2版)。

本书代表的是文革研究中的少数派观点——文革客观上提升了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运动技巧,接近于杨小凯的立论。

(E - 7)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中文姊妹作,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E - 8)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年)。

现代中国学生运动的缘起,它们显示,文革中提出的许多口号、诉求和尝试做的事,在20世纪初以降的一波波中国学生运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对应成分。

(E - 9)《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涉及中国文革尤其是红卫兵运动对外国的多重影响,是当年西方左派人士的回忆录。这本译作最遗憾的,是没有把原文发表来源和作者简介列出来。

在开放的社会里对大学生讲授中国文革课,与作为一个研究者撰写文革的著述并非一回事,因为后者是某研究人员的观点及其掌握的资料基于某种立场或理论的一家之言。讲授文革课,负责任的、开明的教育者应该设法引导学生开放思路,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以多种角度撰写的出版物。以上提议的书目的容量是半年制本科生课程、再加上为硕士研究生课程作预备的阅读量。若是为博士生班设定读物,除了更多的理论文献和比较研究案例,则应该加上庞大的原始资料库,如数码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行,2002年),和2016年7月号之前的《炎黄春秋》杂志里的文革史料。我一再对学生解释:每一个亲身深度参加过文革的人,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是二者兼备的,都有他或她自己的文革史。这些互相有别的多重角度的文革经历之总和,就是中国文革的全图景。我们只能缓慢地逼近它,却不可能穷尽它。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过去十多年里,文革课班上来自香港之外包括中国内地的学生逐渐增多,除了仅有的一例,却未发生过别处经常报道的课堂里有学生抗议或闹场的现象。美国特别是澳洲校园里都发生过这种事,引发了风波不断的报道,成为国际媒体和高教界的火爆话题。我反省,主要是因为我的课程使用的教材多元,不仅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不仅有文革受害者写的,也有文革的热诚参与者写的;不仅有对文革全盘否定的,也有对文革适度肯定的。那仅有的小闹场的一例,是一位来自内地大城市的男同学,在我讲课途中重复质问:为什么强调1958-1961年的大饥荒是文革发动的主因之一?我就出示了国内外十几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测算,要他自己去对照核实大饥荒的社会后果。学期结束时他交上来的作业答卷里,显示有认知的改变,哀叹在文革中普通百姓的命运不能自主,总是被操纵摆布。

我深感,如果你不想学生在文革课堂里闹场,就不要强使学生接受唯一的某种论点,即便你自己坚信这个论点,而是要尽可能地拓展他们的视野和深化他们的比较研究观念。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位法律史博士在和我多次讨论了文革课程以后,评说:“研读文革使人清醒。在中国,一个人是不是深谙文革,将决定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决定他是否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公民”。希望有更多的本国教育者和研究者从这个认识的基点出发,坚持做使年轻的公民们在重大问题上具备清醒判断力的有益工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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